
Aminadav 与 Papaioannou 以公司是否存在最终控制股东以及控制者类型为研究对象,在一个覆盖面远超既有文献的全球样本中,重新刻画公司控制权的基本事实,并检验法律起源理论,即普通法与民法差异,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,即劳工制度与福利国家政治均衡,对公司控制结构的解释力。作者指出,既有跨国研究通常样本国家数量有限,往往只关注大型公司,且控制权识别口径差异较大,导致测量误差明显,因此许多关于控制权与制度变量之间的基础相关性仍缺乏稳健共识。
研究发现,第一,在全球范围内,控制型公司与股权区块普遍存在,但其分布具有显著制度差异。民法系国家,尤其法系民法国家,政府与家族控制更为普遍;普通法国家控制型公司比例最低。不过,即便在没有最终控制者的公司中,区块股东依然广泛存在,说明分散所有权并不等于没有大股东。第二,发展水平与控制权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。总体而言,人均 GDP 越高,控制型公司比例越低,但这一关系主要由大型公司驱动。在中小上市公司中,这种相关性几乎消失。这意味着发展带来所有权分散这一命题并不具有普遍性,而更可能通过企业规模结构发挥作用。第三,在制度相关性方面,少数股东保护与控制权结构之间的关系最为稳健。反自利交易保护越强,公司越可能呈现分散的控制结构。相比之下,债权人权利、进入管制、司法效率等变量与控制权的相关性较弱。第四,劳工制度变量与控制权高度相关。在就业保护更强、工会力量更大的国家,控制型公司比例和所有权集中度更高。这与政治经济学视角中控制股东与雇员形成联盟,从而削弱外部小股东地位的机制解释相一致。最后,作者发现,在 2004 至 2012 年这一包含全球金融危机的时期,控制权结构整体较为稳定,多数公司并未发生控制状态变化,表明控制权是一种长期制度嵌入式结构,而非短期市场波动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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