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inadav 与 Papaioannou 以公司是否存在最终控制股东以及控制者类型为研究对象，在一个覆盖面远超既有文献的全球样本中，重新刻画公司控制权的基本事实，并检验法律起源理论，即普通法与民法差异，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，即劳工制度与福利国家政治均衡，对公司控制结构的解释力。作者指出，既有跨国研究通常样本国家数量有限，往往只关注大型公司，且控制权识别口径差异较大，导致测量误差明显，因此许多关于控制权与制度变量之间的基础相关性仍缺乏稳健共识。
研究发现，第一，在全球范围内，控制型公司与股权区块普遍存在，但其分布具有显著制度差异。民法系国家，尤其法系民法国家，政府与家族控制更为普遍；普通法国家控制型公司比例最低。不过，即便在没有最终控制者的公司中，区块股东依然广泛存在，说明分散所有权并不等于没有大股东。第二，发展水平与控制权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。总体而言，人均 GDP 越高，控制型公司比例越低，但这一关系主要由大型公司驱动。在中小上市公司中，这种相关性几乎消失。这意味着发展带来所有权分散这一命题并不具有普遍性，而更可能通过企业规模结构发挥作用。第三，在制度相关性方面，少数股东保护与控制权结构之间的关系最为稳健。反自利交易保护越强，公司越可能呈现分散的控制结构。相比之下，债权人权利、进入管制、司法效率等变量与控制权的相关性较弱。第四，劳工制度变量与控制权高度相关。在就业保护更强、工会力量更大的国家，控制型公司比例和所有权集中度更高。这与政治经济学视角中控制股东与雇员形成联盟，从而削弱外部小股东地位的机制解释相一致。最后，作者发现，在 2004 至 2012 年这一包含全球金融危机的时期，控制权结构整体较为稳定，多数公司并未发生控制状态变化，表明控制权是一种长期制度嵌入式结构，而非短期市场波动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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